“三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

在江北区五里店，有一个由枣红色大理石镶嵌而成的纪念碑巍然矗立在道路旁，碑体上是一个母亲怀抱死去孩子的铜像，这里就是重庆“三三一”惨案死难烈士群葬墓地。

墓地占地两千多平方米，园林布局为一楼一底扇形建筑，由门廊、墓碑、回廊三部分组成。纪念墓碑总高16米。碑体背面刻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题写的碑名：重庆“三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把拉拢四川军阀作为反共反革命的重要手段。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委任四川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刘湘加任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长。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川军军阀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重庆城内出现了反共、拥蒋的反革命传单标语。蒋介石集团与川军军阀的政治合谋，使四川和重庆的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群众集会庆祝。英、美帝国主义为支持北洋军阀、阻挠北伐军，以保护侨眷为理由炮轰南京，造成群众两千余人死伤。消息传到重庆，3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轰南京市民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拥护北伐。

蒋介石派人与四川军阀刘湘勾结，准备对与会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对共产党员一网打尽。3月29日，刘湘在回水沟公馆召集驻扎在城区附近的几个师长秘密开会，布置镇压行动，会议作出了反革命大屠杀的决定：由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及第七师师长蓝文彬负责处理会场内的问题，将会场内主要人员逮捕起来，解散大会并严防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由唐式遵、潘文华、罗仪三、朱召南等师警戒场外和全市，监视驻扎在重庆的、由左派力量掌握的江防部队及二十军驻扎在江北的第三师师长向时俊部，并紧盯驻扎白市驿一带的部队。

1927年3月31日上午，“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召开。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市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与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到会。9时许，各地工农群众和各校学生队伍开始进入会场。正当大会宣布开始举行之际，场内便衣武装开始发难，亮出手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展开攻击，在场外的百余武装人员也乘机冲入会场，开枪乱射，会场秩序顿时大乱。

打枪坝本有五处出口，但都被敌人堵断。场内群众欲逃不能，拼命向城墙边跑去，前拥后挤，有被枪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墙而致死伤者。会场外也有不少遭乱枪射击而致死伤者。这次大屠杀从11时起，至14时结束，死者300余人，重伤者700至80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这次集会上，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监察委员、中共党员陈达三被枪杀；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左派人士、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遇难。这就是“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员杨闇公决定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惨案情况，不幸于4月4日凌晨在“亚东”号轮船上被捕，4月6日壮烈牺牲于佛图关。中共重庆地委组织负责人冉钧在众人的极力掩护下，跳城墙脱险。深夜，冉钧毅然决定渡江通知幸存同志转移，并销毁党的秘密文件。有同志劝他迅速转移，免遭敌人毒手，冉钧却坚决表示：“达三、树棻都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着活呢？”冉钧于4月1日在七星岗附近的蜈蚣岭巷被军阀便衣队认出，立即遭到枪杀。

3月31日那天，来自江北区治平中学、江北女校、江北县立中学、文昌宫小学四个学校的进步师生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四十余人，死者中有江北女校的13名学生、治平中学的2名男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仅10岁。遇难者安葬在五里店曹家坪，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碑体背面下方青石底座上。

惨案发生后，四川军阀还派兵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三三一”惨案的发生，标志着四川和重庆地区大革命运动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四川的革命组织、中共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开始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斗争。

今天渝中区七星岗通远门附近，“三三一”惨案纪念雕塑耸立在通远门城墙上，纪念雕塑的主体是一只握紧的拳头雕塑，它是七星岗的地标。该雕塑1987年由四川美术学院设计，重庆造船厂制作，为纪念“三三一”惨案60周年而立。

“母老家贫，余不能顾及，有负期许。但一念及大众同胞痛苦，不得不尔。”（冉钧语）多年前，仁人志士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不怕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自己的一生，他们的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仍然散发出激励人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