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报》社旧址

《挺进报》于1947年7月创刊，1948年4月因办刊人陈然被捕而停办。作为特殊时期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刊物，《挺进报》是特殊时期信息孤岛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等待黎明到来的重庆。

乘坐公车在南滨路钟楼站下车，沿石梯爬上半坡，步入庭院，一栋白墙黑窗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掩映于苍幽之中，这便是《挺进报》的旧址。这栋小楼原本是中粮公司机械厂一个修配车间，修配车间如何成为了特殊时期的“宣传阵地”，这一切都与这个修配厂的厂长陈然有关。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3月5日，省委和《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被迫撤到延安。同时，国民党对全市展开大规模的逮捕。重庆瞬间成为信息孤岛。

党组织的同志和进步群众非常渴望及时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非常需要有一个刊物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前线的信息。

《挺进报》的前身是一个无名小报，1947年4月创刊，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陈然、刘熔铸等。1947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熔铸接上了联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停刊1947年元旦创刊的《彷徨》，出版市委新的地下机关报。经几人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名字是从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受到的启发。负责办《挺进报》的几位同志各司其职，陈然的住处就是《挺进报》的印刷地点。

最初《挺进报》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挺进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播，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香港的信息没有办法保证及时传递，《挺进报》后来就主要靠组织上提供的电讯稿。

消息的来源不稳定，印刷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白天蒋一苇负责刻版工作，夜间陈然负责印刷工作。为了避免因为通宵开灯引起注意，房间的许多缝隙就用一层厚纸糊住，窗户上挂上毯子，电灯用黑纸做了一个灯罩。同时，为防止敌人搜查，陈然不用油印机，他用图钉把刻好的蜡纸钉牢在桌子上，用打磨过的光滑竹片代替滚筒，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竹片，就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了。为了提高印刷质量，陈然在小屋里一遍又一遍地试验、改进。

隐秘角落里一份小小的刊物，创造了巨大的能量。除了在信任的同志们之间传阅，有的地区还专门组织力量翻印再版，《挺进报》成了特殊时期最重要的“武器”。

1948年3月，由于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挺进报》社特支书记刘熔铸、宣传委员蒋一苇先后转移，陈然任代理特支书记。

随着《挺进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挺进报》恨之入骨，派出大批特务查找《挺进报》的来源。很快危险降临。

1948年4月19日，陈然突然收到一封陌生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彭云。”陈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提醒他迅速离开重庆。

不过考虑到工作的重要性，担心走了之后工作无人接替，陈然决定留下来。三天之后，4月22日18时许，陈然在家中被捕，后被关押进白公馆。

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受尽折磨，两腿受了重伤，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咬定《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

陈然在狱中认真学习文化、历史和军事知识，还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这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未满26岁。他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气节：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最后临难不苟免，以身殉真理。

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坚定信念、不忘使命，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最真实的表现。《挺进报》虽已成为历史，但它对国统区的中共党员和仁人志士以及普通群众产生的精神指引和传达的意志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它犹如黑暗中的明灯，给无数地下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

如今在《挺进报》社旧址，可以看到朝天门来来往往的邮轮，可以看到重庆渝中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可以看到南岸区滨江路的繁华，而这盛世景象全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